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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希旦:海派水彩画——上海水彩画

我觉得,要讲“海派”水彩画,就必不可少要先讲讲“海派”的由来,这也就一定要从上海讲起。

上海,自1840年开埠以来,很快成为全国经济发展最繁荣、市场交易最昌盛、文化交流最频繁、新的信息吸收最快的大都市,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因此,上海也吸引了国内外各种职业的人纷纷涌入,来寻找各自的机遇。艺术家当然也不例外。

在绘画中首先是中国画画家,当时聚集到上海的中国画画家已有300多人。这些画家不管他们来自何处,师从何人,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经济环境的变迁,在意识观念、艺术风格等方面都产生了变化,逐渐产生了一些共性,形成了一些共识。到十九世纪末,上海的中国画家就开始自成一格,形成了所谓的“海派”中国画。其实在当时“海派”这个名词不仅仅局限于中国画,它包含了文学、戏剧、时尚、生活方式等多种领域。“海派”的共同特点可能就是:市民化、通俗化、职业化、商品化的种种倾向。

水彩画从西欧通过不同途径传入中国。由于它的工具轻便,表现力丰富,一经传入,就为国人所接受。当然,作为象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它的接受、推广、学习、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二十世纪初,上海学习西洋画的场所已经有不少,例如徐家汇土山湾开僻的图画馆,被称作“红房子”的上海美专,苏州美专上海分校等。画水彩的画家也纷纷涌现,如张聿光、颜文棵、张眉荪、李泳森、潘思同、陈秋草、张充仁、王济远、孙青羊、胡伯翔、钱鼎、冉熙、杭樨英、李慕白、金梅生、樊明体、钱延康等。他们有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有在土山湾习画的,有毕业于上海美专、苏州美专的。他们的水彩画作品已频频可见。当时的上海中华书局已开始出版水彩画图片,这对水彩画的推广起了相当的作用。由于商业的需要,那时又出现了用水彩画的月份牌和年画等。二十年代,上海的一些中小学开始有了水彩画的教学,之后又先后出现了新华艺专、白鹅画会、充仁画室、山河画室、现代画室等教授水彩画。使上海具备了学习、欣赏、创作水彩画的氛围,有了颇具规模的水彩画家群。这些水彩画家他们相互学习、借鉴,互为影响。他们在对艺术不断地追求的同时,也必需更多地适应当时现实的需要,因此就出现了不少雅俗共赏的好作品。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张眉荪、李泳森、潘思同、张充仁。

张眉荪(1 894)曾在土山湾学画,他终生从事水彩画创作。他的作品强调水、色、干、湿、润、桔、扫、点,作画用笔洒脱,一气呵成。他最具特点的是在收笔之时用苍劲、枯浓的笔去点,去擦,使画面生动有力。他的代表作有“天平山”、“人民公园”、“杭州西湖”等。

李泳森(1898)为苏州美专首届毕业生,终生从事水彩画创作。曾担任苏州美专上海分校副校长兼水彩画教授,同济大学建筑系水彩画教授,上海美专水彩画教授。他主攻静物花卉,创作了大量高水平的作品。代表作如“菊花”、“绣球花”、“万寿菊”等。他的风景画也相当出色,如“江边船埠”、“工厂风景”、“农村风景”等。其实,李泳森不仅是水彩画家、水彩画教授,还是一位水彩画活动的积极组织者。在解放前他就组织创办了水彩画会,担任会长。七十年代末,又再次成立“上海水彩画研究会,担任会长。七十年代的他已是名满天下的大画家,但依然不耻下问。有一次,他向我借了一幅“赛三峡”去临摹,随后他还以自己的一幅“菊花”赠与我作为感谢。这一举动使我感动不已,深深体会到一个真正艺术家的修养。

潘思同(1 9 03)早年在上海美专和陈秋草创办的“白鹅画会”任教。后来又任教于杭州美术学院。他的学生遍及全中国,是一位难得的水彩画教育家。他画风严谨、细腻,特别是他的城市风景造诣极高、影响甚广。代表作有“苏州河的早上”、“戚墅堰机车车间”等。六十年代,他的风景画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如“黄山云海”、“天平山下”。他非常关心水彩画发展,在1979年6月,他重病期间曾写信给我说:“我这个老头,无所作为,只希望你们把水彩艺术的发展早目繁荣起来。”这是实实在在的一代人的心愿啊。

张充仁(1 9 07)早年在土山湾学画,1 9 31年赴比利时“比京皇家美术学院”留学。开始他学的是油画,在一次校内展览时,雕塑系教授认为他造型能力强,素描基础好,劝他第二年转学雕塑。1935年毕业时,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雕刻首奖和比利时政府雕刻家文凭,并荣获比皇的亚尔培金章和奖金。但由于奖金规定只能颁给有比国国籍的学生,张充仁毅然拒绝改变国籍放弃了奖金。毕业后,他用三个月的时间踏遍了欧洲所有的博物馆、艺术馆,贪婪地汲取着大师们的精华。这期间他画了大量的水彩画,例如“威尼斯水巷”、“罗马青铜雕像”等。1 9 36年,他在上海举办了“张充仁归国展”哄动了上海。绘画大师徐悲鸿、张大千,戏剧大师梅兰芳均到场祝贺,欧洲写生的水彩画几乎全部售出。随后,他创办了“充仁画室”。他在创作了大量雕塑的同时,画了不少的水彩画。他的水彩画具有明显的欧洲风格,用水流畅,用色鲜明,对比强烈,透明轻快。利用纸的反衬作用,使画面饱和、响亮。解放后有一个阶段,他画了很多的白底水彩静物,如“白菜”、“水果”等,颇具创意,相信这与他在1 929年临摹过大量的任伯年写生手稿有关,以白当墨。他曾出版有《张充仁水彩画选》。

二十世纪30一40年代,这些画家们的整体风格是以欧洲水彩画风格为主,强调用透明或半透明的水彩颜料,强调利用水彩纸白底反衬的作用。他们熟练地运用水分和颜料的渗透作用,充分运用水彩画工具的特殊的本体表现手段,使作品显现出轻快、洒脱、透明。表现出艺术效果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另外,他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写生一一即对景创作。

30—40年代的上海,水彩画作品已有了相当的市场。像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等大型百货公司都有水彩画作品出售。一些与家庭生活有关的规模较大的商店,如家具店、五金玻璃店等处,也有水彩画作品出售。许多商店、公司也会以水彩画来布置橱窗、布置办公室,水彩画通过市场进入家庭已相当普遍。上海的水彩画也正是在这样一种市场与创作的相互影响下,形成了一种适合市场的民间化,通俗化,雅俗共赏的风格一一海派水彩画。

海派水彩画的鼎盛时期是在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这是海派水彩画创作的高峰期。

首先,在五十年代,水彩画家的队伍在迅速扩大,当时除了有在同济大学执教的樊明体,从香港回国的雷雨,在行知艺校执教的钱延康,开办画室的哈定等,又出现了象沈绍伦、张英洪、陈希旦、杨义辉、施福国等这样一批年轻的水彩画家。五、六十年代,国家提倡艺术家要深入生活,艺术要反映现实生活和建设状况。为此,水彩画家也都热烈响应,纷纷深入生活、生产第一线,他们背着画夹去工厂、去码头,到农村,从而创作出一大批反映时代面貌、城市建设、工业生产的优秀作品。如:“红场一角”(沈柔坚),“上海九曲桥”(哈定),“佛子镇水库”(钱延康),“人民广场”、“支援钢帅船队” (张眉荪),“工地”(潘思同),“上钢三厂”(李泳森),“变废为宝”、“外滩气剩台”(樊明体),“卸海货”(雷雨),“外滩雨景”(沈绍伦),“兴建化肥厂”、“晴天”(陈希旦),“雨花台”“在展览会广场上”(杨义辉)一一等。他们的许多作品出现在展览会上,刊登在报刊杂志上。此时的上海水彩画真是一片繁荣景象。

六十年代初,上海美协举办了两次专题水彩画展。这一方面给了画家一个展示作品的机会,同时也促进了广大市民对水彩画的兴趣,扩大了普及面。随后有许多区文化馆、工人文化宫、工人俱乐部、青少年宫等都纷纷举办专门的水彩画训练班。中小学美术教学大纲也制定了水彩画教学指引,画水彩画的人从小学生一直到退休人员都有,的确是盛况空前。

另外,当时全国只有两家专业的美术出版社,一家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另一家就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它们都是国家级的专业出版社,在当时的美术界具有无可争辩的权威性。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从五十年代开始就陆续出版“水彩画小辑”、“水彩画选集”,各种大小开本的水彩画册以及有关水彩画技法等一类的各种书籍。出版社通过计划经济下的新华书店统一发行,供应到全国城乡的大小新华书店,使海派水彩画家的作品有机会与全国各地的广大爱好者见面。可以说这一鼎盛时期的海派水彩画影响了一代人。

十年动乱,水彩画险遭灭顶之灾。它的罪名是不能为“政治”服务,不能表现“重大”题材,所以,它充其量仅是一种消闲小品。

打倒四人帮后,水彩画有了新的复兴机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观念的转变,中外文化交流的展开,资讯媒体的不断发展,美术材料的改革创新,促进了全国振兴水彩画的热情。继上海水彩画研究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种水彩画的研究会、画会等学术团体。而且,全国各地也接连不断地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水彩画展。上海也涌现出一大批成绩卓越的水彩画家。例如刘亚平、鲍夫华、王云鹤、瞿顺发、柳毅、平龙等,但他们的风格各异,有了明显的个人追求,海派水彩画的地域性特征已逐渐减弱,上海的水彩画出现了一种崭新的面貌。

不过,如果不是从地域角度,而是从艺术流派,从“海派”这个词汇不断自我更新、繁衍的角度看,“海派”又似乎是个永远不会过时的词。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期,总是会有新的内容来充实它、装点它。事实上以“海派”之名进行的艺术活动直到今天仍方兴未艾。海派水彩画在中国美术史上特别是中国水彩画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重大贡献和特殊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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